后来的一周，两人在这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出租屋里，把揉碎的日子一点点重新拼凑起来。
早上七点多，两部手机的闹钟一前一后地响。李岳总是先起，宽阔的脊背在狭小的厨房里转悠，煮白粥，煎两个边缘焦脆的荷包蛋。然后他会走到床边，把江晨从被窝里硬挖出来。江晨闭着眼睛疯狂骂人，摸不到手机就骂得更脏。李岳会极其平静地把手机塞进江晨手里，再把一杯刚好不烫嘴的温水顿在床头柜上。
八点过后，李岳出门去安澜。江晨则磨磨蹭蹭地背上双肩包，去上课、训练、跑院办交材料。至少在大鹏连番的微信轰炸下，他会黑着脸去教室露个脸。
白天，他们各自被现实按在地上摩擦。
李岳在训练室里听老马扯着嗓子给孩子们讲纪律，在会议室里对着电脑，把反诈案例里那些血淋淋、不该外传的细节删掉。改成普通老百姓听得懂的白话：陌生链接别瞎点，转账之前打电话确认，别信什么内部渠道。起初，李岳极其排斥这些浮于表面的废话，觉得这根本算不上刑侦课。可当台下那些企业员工拿着本子一边记一边频频点头，课后还有人跑过来焦急地问“李教官，如果我爸妈已经把第一笔钱转出去了怎么办”时。
李岳突然觉得，这些苍白的废话，也是能救人的。
江晨那边的麻烦只多不少。
他给毕业实习表找接收单位，胡乱填了一版交上去，被辅导员直接打回来重写，理由是“实习岗位描述太空洞”。大鹏自告奋勇帮他改，改完发过来，江晨看了一眼，骂大鹏写得像小学生春游日记。林夏在微信里发语音骂他活该，江晨极其冷酷地回了一个“滚”。
晚上回到出租屋，江晨把那张薄薄的表格“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脸色黑得像锅底。
“老子宁愿去操场上跑十组折返跑，也不想写这破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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