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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对垒:两种“人设”,两种引擎
一切酒店业态都根植于城市经济,城市经济的“人设”,决定了酒店客源的“基本盘”。
北京2023年的GDP (4.38万亿) 和常住人口 (2186万) 分别是天津的2.6倍和1.6倍,背后也反映出酒店业“商旅客群”的区别:北京由金融、科技等高附加值服务业驱动,是典型的“第三产业”经济体,天然盛产高标准的商旅需求;天津则由工业和港口物流驱动,“第二产业”的底色决定了其商旅需求更重“量”而非“价”。
另外决定高端酒店“定价权”天花板的因素之一,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北京 (8.18万) 相比天津 (5.13万) 的绝对优势,意味着北京市场拥有更强的本地高端消费(餐饮、本地度假)“护城河”。这种宏观的差异,直接投射到了市场的供给盘面。
供给“盘面”:“红海” vs “蓝海”
宏观需求的不同,塑造了供给端的两种形态。最直观的,是客房总数的悬殊。
北京五星档客房总数 (56,321间) 是天津 (12,571间) 的近4.5倍。意味着北京是一个高度成熟、竞争激烈、细分市场极度充分的“红海”;而天津的供给相对有限,市场格局尚未固化。
体量的差异,也带来了品牌“丰富度”的差异。北京(191家, 75个品牌)是“高端品牌博物馆”,几乎所有国际顶尖品牌都在此“贴身肉搏”。天津(48家, 24个品牌)的市场空白则为新品牌留出了“席位”。
这种供给差异是“存量”的,更是“增量”的。
北京近五年(从157家增至191家)展现了强大的“市场吸纳能力”,即使体量巨大,仍能保持稳定的增量供给。而天津(从42家增至48家)的扩张则明显更为“谨慎”和“平缓”。
同时,北京保持着年均增长8家高端酒店,市场活跃。而天津在2020-2021年几乎“断供”,直到2022年才迎来一轮“补涨”。侧面表明天津的新增供给或“项目驱动”(如配合国家会展中心)或“政策驱动”,而非北京的“市场内生驱动”。
业绩“战报”:“定价权”与“刚性”
一个供给受限、需求旺盛的市场(北京),和一个供给谨慎、需求平稳的市场(天津),在疫情后的复苏轨迹中,其“韧性”差异被急剧放大。
RevPAR是酒店经营的“黄金指标”。2024年Q3,北京RevPAR (641.7元) 是天津 (341.4元) 的1.9倍。这印证了北京的“高净值客源”和“市场需求”,共同造就了其强大的“定价权”。
如果说ADR是“质”,那OCC(入住率)就是“量”。2023年成为酒店业复苏的“分水岭”。北京的OCC复苏“斜率”极陡,迅速攀升至70%以上,展现了首都商旅和文旅需求的“刚性”特征。天津的复苏则“平缓”得多,稳定在60%左右,再次体现其市场需求更依赖特定会展或产业周期,缺乏内生的、强劲的持续动力。
盈利能力:“利润机器” vs “盈亏线”
2022年,北京星级酒店市场承受了-35.3亿元的巨额亏损,但2023年复苏时,迅速创造了13.5亿元的巨额利润。这种“大开大合”是典型的“高Beta”市场特征。而天津市场则“稳健”得多,亏损(-2.0亿)和盈利(0.2亿)的波动都相对较小,刚刚越过“盈亏平衡线”,利润弹性远不及北京。
上图揭示了两地截然不同的“盈利模式”。2023年,北京客房收入占比 (48.6%) 远超餐饮 (25.6%),依靠高利润的“客房生意”赚钱。而天津的餐饮占比高达 (34.5%),与客房 (46.0%) 相差不远,这意味着天津的酒店更依靠劳力密集的“餐饮生意”(宴会、婚宴、餐饮促销)来“做流水”。
结论:两种赛道,两种未来
从规模、业绩到盈利能力,北京市场都呈现出对天津市场的“显著式”领先。但背后的故事远不止于此。
北京其独一无二的政治、金融、科技中心地位,决定了它是一个高门槛、高成本、高回报的“核心资产”市场。天津的“制造重镇”定位,则决定了其业态必须紧密服务于产业和会展。
然而,差距的悬殊,恰恰为天津提供了清晰的“对标”。北京市场今天所验证的模式——无论是存量物业的升级改造,还是京郊高端度假的兴起——都为天津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参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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