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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录有1933年4月27日尹炎武致陈垣函，中谓：
今月十五，伯希禾翁回国，我公与适之、圣章、叔琦、贝大夫诸君到站送行。临发，伯翁谓人曰：“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为首屈一指。
或以此事在胡适日记书信等文字中毫无蛛丝马迹，疑为子虚乌有。复因文气稍滞，可揣度为尹炎武的私意，所以值得仔细辨证。
是函标点似可略作调整，并疑有脱字（作、编者均有可能），伯希和语的引号，至少应移到“独吾陈君也”之后。该书信集收录尹炎武致陈垣函83通，均称“师”“老”“公”“先生”，以其身份，当不会妄呼“陈君”，亦不至于称年长12岁、学术界群相敬重的王国维为“国维”。以情理度之，此言当出自与王国维年龄相仿（伯氏只小1岁）、地位相当，且不会严守中华礼法的伯希和之口。所以接下来的一句，也应是伯希和的意思。这从尹、伯二人与陈垣的关系以及在此前后各自的行踪可以证明。
尹炎武，字石公，江苏丹徒人，生于1889年，小陈垣9岁，他先后任教于北京农专、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和中法大学。1922年5月，由吴承仕发议，尹炎武、朱师辙、程炎震、洪汝闿、邵瑞彭、杨树达、孙人和等8人假座北京的歙县会馆结成“思误社”，每两周会集一次，主要校订古书，以养成学术风气。后改名“思辨”，陆续加入者有陈垣、高步瀛、陈世宜、席启駉、邵章、徐鸿宝、孟森、黄节、伦明、谭祖任、张尔田等人。陈垣交游甚广，左右逢源，思辨社成员与之交谊尤为深远。谭祖任加入思辨社后，该社的轮集改到位于丰盛胡同的谭宅聊园举行。后来尹炎武离京，“每念高斋促膝，娓娓雅谭，风月聊园，沉沉清夜，未尝不极目苍茫，精神飞越。南北相望，想同之也。夫以博雅闳深之学，精密湛邃之思，肴和百家，委怀乙部，冷交易集，起冬至而消寒，版本搜奇，汲修绠之供给。左揽绩溪之奇侅，右瞰藏园之珍秘，真率五簋，高谈娱心，横议华筵，抵掌快意，此情此景，寤寐不忘”。
1932年底伯希和经香港、上海到访北平，陈垣等人假座聊园，以颇负时名的谭家粤菜款待异国同好。事前由陈垣出面，函邀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来往书信，有陈垣致胡适函一通：
适之先生撰席：丰盛胡同谭宅之菜，在广东人间颇负时名，久欲约先生一试。明午之局有伯希和、陈寅恪及柯凤荪、杨雪桥诸先生，务请莅临一叙为幸。主人为玉笙先生之孙、叔裕先生宗浚之子，亦能诗词、精鉴赏也。专此，即颂晚安。弟垣谨上。十三晚。
宴会后，尹炎武离京南下河南，其4月27日来函，是他“到汴四五十日”后写给陈垣的第一封信。因尹离京的具体时间不详，虽然照情理宴请伯希和应在1月内，亦不能绝对排除2、3月的可能性。尹炎武未能亲予送行之事，有关情形当得自在京的思辨社友或其他知己。参与“聊园春讌”的朱叔琦，即在送行之列。
“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与此次伯希和来华的活动相吻合。早在1932年10月，中国的报刊即报道：
据可靠消息，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氏不日东游，先至安南，然后经香港、上海至北平。在安南居留较久，香港、上海并不久留，而在北平则亦须勾留多日云。
其目的是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伯氏于1932年底到达北平，“法国公使馆为欢迎介绍柏氏起见，特于新年除夕前一日午后一时，在该使馆大楼，邀中法名流，作盛大欢宴”。在平期间，伯希和除研究考察中国古迹及美术外，并参观各著名学术机关，如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2月10日、24日，先后在燕京大学等处演讲《在华西方画家》（Western Painters in China）和新疆考古，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
法国公使馆以外，《北平晨报》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辅仁大学及北平学者名流，陆续有欢迎伯氏的宴会。在各种公私宴会上，伯希和会见了北平的众多耆宿新进。如1932年12月31日法国公使馆宴会上，中方“到会者有前教长傅增湘、蒋梦麟、翁文灏、李书华，墍学术界名流胡适、沈兼士、马衡、袁同礼、梅贻琦、李蒸、张星烺、李宗侗、黄文弼等五十余人。主人法公使韦礼德，席间招待，至为殷勤。推傅增湘首座，操简单华语应酬。旋以法语致辞，介绍柏希和，希望中法学术互相答谢。客主之情，极为欢畅，一时之盛，数年未有，久为促进中法文化至可纪念之嘉会也。柏氏操华语甚流利，与傅增湘互道旧情，相与大笑”。1933年1月10日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公宴，“除该所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等皆到外，并请北平研究院李圣章、李润章，故宫博物院李玄伯，北大陈受颐、罗庸，清华冯友兰、蒋廷黻、黎东方，燕京许地山，辅仁余嘉锡，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徐森玉、刘节、谢国桢、孙楷第，营造学社梁思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袁复礼、黄仲梁诸氏作陪”。1月21日辅仁大学宴请，“陪宾有法公使及傅增湘、胡适、刘复等，与本校重要教职员”。2月11日留法的王了一私宴，“在座有罗莘田、王以中、刘子哲、王静如、李桂芳、刘半农、黎锦熙、冯芝生、叶石荪、刘盼遂、浦江清等，多一时之彦”。几乎囊括北平故都的新旧学人。
伯君云：“日本固多吾之友，日本近来东方学工作固有可观，吾此次东来，日本固请吾顺道一游。然自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人之行为为吾甚不满，不欲于此时见之也。”吾继叩以将往大连晤罗振玉否。伯君答云：“吾亦不欲见之。”果然海道来，海道往，未经日本及东北。
傅斯年是有名的“义和团学者”，民族情绪极强，所问对于伯希和亦有压力。如此一来，伯氏在华滞留便持续到4月中旬。陈垣等人前往车站送行，当在情理之中，而胡适避而不提此事，则另有难以喧诸于口的原因。
作为执掌国际汉学界牛耳的一代宗师，伯希和决不轻易赞誉同道学人。尽管他曾经说“李济、顾颉刚等皆中国第一流学者”，被不以一味考据为然的吴宓认为“殊无辨择之能力也矣”，内心真正佩服的中国学者还是同辈的王国维和陈垣。所谓“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为首屈一指”，确是伯希和心口相应的写照，而非尹炎武的成见或谀词。所见“故国遗老”，如柯劭忞、傅增湘、杨钟羲、陶湘等，虽是旧学大家，在伯氏眼中不免于温故而不知新的“庸”。如柯劭忞的《新元史》，曾为他赢取素称难得的日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的桂冠，伯希和在承认“有关系的材料不少”的同时，指出其“错误很多”。
“当代胜流”之中，刚获得普鲁士国家学院哲学史学部通讯会员资格、又与伯氏相识的胡适，“暴得大名”十余年，早已是中国学术界一言九鼎的领袖人物，伯希和却似乎故意视而不见。据梁宗岱回忆：
胡适获得普鲁士国家学院哲学史学部通讯会员，与德国汉学大家福兰克（Otto Farnk）密切相关。而伯希和对德国汉学的成就评价不高。1926年10月26日，他在法兰克福中国学院演讲时，公开批评“德国科学甚发达，而‘中国学’殊不如人”。福氏治学，有好博不专之名，这一看法与中国学者不谋而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聘请伯希和及德国的米勒（F.W.K. Müllr）、瑞典的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为外国通信员。1930年米勒去世，有人建议聘请福兰克，陈寅恪反对说：“据其研究中国史之成绩言，则疑将以此影响外界误会吾辈学术趋向及标准。”能够从相当水平上有此认识的外界，伯希和无疑首屈一指。
伯希和此行就中国学术界所作评点对于陈寅恪的学术转向似有潜在的影响作用。关于国际学术界对陈垣学术成就的看法，1930年陈寅恪为《敦煌劫余录》作序，只是泛泛论道：“新会陈援庵先生垣，往岁尝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经，以考证宗教史。其书精博，世皆读而知之矣。”1935年为陈垣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作序，即明确指出：“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此即为实事，而非泛指，其间伯希和的评点应是所依据的本事。
伯希和的看法与中国学人的公意不谋而合。有人引述：“记得傅斯年说过，中国有两个世界型学者。他所说的两个学者，一个是王国维，另一个就是陈垣。”这一从意思到用词几乎与伯希和完全相同的评语，显然并非单纯模仿后者而来。1928年，傅斯年为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事致函陈垣，以陈与王国维相比，称颂：“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鹰扬河朔于后，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敢我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此言出自心高气傲的傅斯年，的确是发自内心。
1932年初，孙楷第致函陈垣，试为蠡测品类宇内名流，认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有径庭，其间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也”。他分别时贤为三类，一为时势造英雄，“偶因时会，奋起昌言，应社会之须要，有卓特之至论，风声既播，名价遂重，一字足以定毁誉，一言足以论高下。虽时过境迁，余威犹在。既妇孺之尽知，亦无施而不宜”。一为渊源有自，“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人慕桓荣之稽古，士归郭太之品题，学利可收，清誉易致”。一为博辩多识，“鉴古今之源流，知中外之旨归，学非一途，业有多方。著书立说，亦能提挈纲领，务去陈言。规模既宏，众望所归。为当代之闻人，有激扬之令誉”。前者当指胡适新派，其次则章门弟子，最后似为陈寅恪。“综斯三途，虽成就不同，仕隐各异，然俱有赫赫之名，既负硕望，亦具威灵。足以景从多士，辐凑门闾；然而业有不纯，实或未至，其一时之声气诚至煊赫，身后之品藻，或难免低昂。即以见今而论，亦随他人所认识者不同，而异其品目，此可谓一时之俊，未可谓百代之英也。”
在孙楷第看来，“名浮于实者一时而已，实浮于名者则百世而下其名将益彰。后生小子所须要者为实浮于名之前辈，非名浮于实之前辈。凡夫庸流所震荡者为名浮于实之闻人，其实浮于名者，或不能尽知。一为社会的，一为真实的”。此意他曾向余嘉锡道及，并与王重民莫逆于心，均推崇陈垣“乃不藉他力，实至名归，萃一生之精力，有悠厚之修养，……亦精亦博，亦高亦厚，使后生接之如挹千顷之陂，钻弥坚之宝，得其片言足以受用，聆其一教足以感发”。1934年尹炎武在南京邂逅黄侃和朱希祖，“偶谈及当世史学钜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下一人，闻者无异辞”。由此可见，公开以陈垣为中国学术首座，虽由伯希和一人之口宣示一己之见，却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中国学术界的公意。
伯希和来华十分推崇陈垣，但前此两人只不过是文字之交，而且其间存在常人所谓过节。因此伯希和的评语除了就学术论学术的公道外，或许还包含对陈垣学行的敬重。
自20世纪20年代起，此话陈垣在不同场合对许多有志于学术的朋友门生反复讲过。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龙树寺抱冰堂举行恳亲会，陈垣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对在座的郑天挺影响至深。1928年，翁独健在燕京大学一年级的课堂上听到陈垣感慨地说：“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1929年陈述听陈垣在北师大讲课，其间也特别谈到：“近世国外研究汉学主要指中国历史的中心在巴黎、在东京。我们要从法国、日本夺回来。中国史研究，我们不能落后于国外。”陈垣的这一番话，对后来者影响巨大。他的许多学生及再传弟子都响应其号召，在史学的各方面勤奋钻研，以求接近、赶上或超过法国、日本。
白鸟之著作，一日人当时受西洋东方学影响必然之结果，其所依据之原料、解释，已缘时代学术进步发生问题。且日人于此数种语言，尚无专门权威者，不过随西人之后，稍采中国材料补之而已。公今日著论，白鸟说若误，可稍稍言及，不必多费力也。
与陈垣关系最近的桑原骘藏，虽然治学方法接近东洋学派，毕竟是京都学派的要角。讲蒙元史注重东京还在情理之中，若以东京为日本汉学中心，则与当时中国学人的公论相去太远。胡适的学问不得京都学派好评，知识结构却易于理解陈垣的意思，反应显然较几位入门不久的后进来得准确。
陈垣欲将汉学研究中心夺回北京的志向，在当时中国学术界不乏同道。傅斯年即为其中典型代表。1928年傅斯年等人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白宣称：“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并且对于中国人坐看丰富的学问的原料毁坏亡失，被欧洲人或搬或偷，以及“西洋的东方学者之拿手好戏，日本近年也有竟敢去干的，中国人目前只好拱手谢之而已”的状况“着实不满”“着实不服气”。为了后来居上，“以分异国造诣之隆”，傅斯年聚合了一批由留洋学者组成的新军，其中唯一的例外便是陈垣。为了争取陈垣加盟，傅斯年写了据说是他最客气的信，表达对陈垣的仰慕之情外，特意提出：
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
尽管陈垣对傅的主张不见得全盘接受，一些方面还有明显分歧，因此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却受聘为特约研究员，显示在主要方面志同道合。如果说1917年至1937年陈垣主要“致力于确立中国的国际汉学研究中心的地位”，加入史语所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发展阶段，从此由个人努力变为集体的有组织行动。
天下英雄谁敌手
伯希和与中国学者结缘，敦煌遗书是重要媒介。1924年陈垣将北平图书馆藏敦煌经卷八千余轴，分辨类别，考订同异，编成目录，名《敦煌劫余录》，据说取其历劫仅存之意。1930年付梓时，陈垣自序，中有“（清光绪）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友人劝以序中不要直接提名，因为二氏来中国，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太“刺激”，是否改一名称。陈答称：“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是书1931年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两年后伯希和对陈垣推崇有加，并不以“劫余”之斥为忤。陈垣与伯希和关于学术为天下公器和学者民族感情相辅相成的态度，成为那一时期中外学术交流进入相对正常的发展轨道的重要基因。
后来伯希和继续注意此项研究的进展，1935年再度来华，即向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索借有关资料。而这些资料当时还在陈垣手中。为此，5月1日袁同礼致函陈垣：“前尊处借用《元秘史》、《华夷译语》、越缦堂手稿本及《新会县志》等书，如已用毕，拟请费神检出，交去人携下为感。内中有数种拟交伯希和一看，渠日内来平也。”是年5月5日、18日，伯希和先后出席了北大外籍教授钢和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和陈寅恪的宴请，5月29日，陈垣长校的辅仁大学宴请伯希和夫妇和另一天主教中的人类学者，其中一些场合陈垣理应陪座甚至作东。如果推测不谬，这当是陈垣与伯希和最后一次见面。
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中国先被日本侵占，法国继遭纳粹德国奴役，陈垣与伯希和都经历了战争和沦陷的厄运。好不容易熬到战争结束，伯希和即因身患癌症于1945年10月与世长辞。1945年11月2日，历经劫难、身心交瘁的陈垣“阅报知伯希和先生已作古，更为之怅然”。致函傅斯年，以述哀思。5天后，复接方豪来函，言及“今春马伯乐逝世集中营，晚曾为文悼念，伯希和之丧，乃以其著述之富，竟有不能执笔志哀之感”。陈垣复函没有直接回应伯希和逝世一事，却借来函所提及的鲁实先1944年发表于《复旦学报》创刊号的《陈氏中西回史日历冬至订误》一文，说了一段令人神伤气沮的话：
垣老矣！恐不复能有所造述，关于天主教史及《日历》等，皆二三十年前所致力，此调不弹久矣。今得诸君子之接力，岂不甚善！
据说从1946年至1948年，“三年内他一篇文章都没写过，为了应付报刊的约稿，只发表过一些旧稿短文。这些短文大都是1942年写成尚未出版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的部分篇章。还有讲授‘史源学实习’课时给学生写的习作范文”。陈垣一生治学勤奋，成果甚丰，即便沦陷期间，仍著述不辍，战后反而搁笔，个中原因，当不仅仅在于政治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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