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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引人注目的是，广东还连续五年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出生人口超过百万的省份。这个数字意味着，全国每九个新生儿里面，就有一个是在广东出生的广东人。
广东的出生率达到了8.89‰，在全国排名第七。这个数字放在经济发达省份里，堪称异类般的存在。要知道，同为经济重镇的上海、江苏，出生率连5‰都不到，差了一大截。就连人口大省山东和河南，虽然出生人口数量排在广东之后，但也被广东拉开了不小的差距——河南出生76.2万人，山东64.9万人，都比广东少了不少。
广东的出生人口，甚至超过了江苏、浙江、上海三地的总和，而江浙沪三地的总人口有1.76亿，比广东的人口多了一个广西的人口数量。再对比人口衰退明显的东北，广东的出生人口更是东北三省总和的三倍之多。
广东能成为全国的生育标兵，首要原因就是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口流入。广东全省常住人口达到了1.28亿，自2007年首次超越河南之后，已经连续18年蝉联中国人口第一大省的宝座。
这些流入的人口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龄结构非常年轻。广东的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占比高达66.3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5.46个百分点。就拿深圳来说，它作为典型的“青春之城”，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3岁，八成以上的人口正处在婚育的黄金时期。
广东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为高生育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024年，广东GDP突破了13万亿元大关。像广州、深圳、东莞、佛山这些城市，提供了海量的就业机会，哪怕是普通的打工者，月薪也能达到七八千元，能维持不错的生活。
从制造业的流水线，到科技公司的写字楼，从餐饮服务行业，到物流配送领域，广东的就业生态非常多元。年轻人在这里不仅能轻松找到工作，还能看到向上发展的希望。这种“稳定的预期”，对于年轻人做出生育决策来说，至关重要。
相比之下，北京、上海的高房价和高竞争压力，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不敢轻易生孩子。中西部地区虽然生活成本低，但就业机会少，大量年轻人都流失到了外地。广东恰好找到了一个平衡点——经济发达且就业机会多，但生活成本又不像北京、上海那样令人窒息，所以大家生育的意愿也更高。
广东的生育文化也有其独特之处，尤其是在潮汕、粤西这些地区，“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传统观念依然深入人心。数据显示，广东大约35%的家庭愿意生二孩甚至三孩，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这些地方，宗族文化仍然十分浓厚，祠堂、族谱、祭祖活动都很常见。很多家族经营着海鲜、陶瓷、服装等小生意，父母都希望子女能接班，延续家族的血脉和事业。即便在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里，传统节日的祭祖活动依然保留着，生育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个人的选择，还承载着家族的责任感。
广东在生育政策支持上也走在了全国前列。全国最早实行“婚姻登记跨省通办”的省份就是广东，而且覆盖了全部21个地市，大大方便了外来务工人员办理结婚登记。数据显示，超过六成办理跨省通办婚姻登记的夫妻，在三年之内都生了一孩。
广东一些地方还推出了真金白银的生育补贴，比如东莞长安镇，对户籍居民生二孩的，一次性奖励2万元，每个月还补贴300元；生三孩的，一次性奖励5万元，每个月补贴500元。广州、佛山等地也延长了产假，扩大了医保报销范围。这些政策不仅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让年轻人更有安全感，敢生孩子了。
放眼全国，生育版图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重塑。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954万人，出生率为6.77‰，相比上年回升了52万人。龙年效应、后疫情时期的生育补偿效应，再叠加各项政策的刺激，使得各地出生率在短期内均有所反弹。
从区域来看，西部地区的出生率整体高于东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出生率明显高于发达地区。西藏以13.87‰的出生率蝉联全国榜首，宁夏、贵州、青海紧随其后，出生率都超过了10‰。这些省份大多是多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传统的生育观念根深蒂固，家庭普遍愿意多生孩子。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黑龙江以3.48‰的出生率再次位居全国倒数第一，与西藏的出生率相差了近4倍。吉林、辽宁、上海、江苏、天津六个省份的出生率垫底，都不足5‰，已经低于人口形势严峻的日本和韩国。
东北三省集体上榜出生率垫底名单，其实并不令人意外。过去10多年来，黑龙江常住人口从3800万一路下降到3029万，即将跌破3000万大关。低生育率再加上大量人口流失，让东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雪上加霜。
更令人意外的是，上海、江苏、天津这些经济发达地区，也加入了低生育率的行列。这足以说明，人口问题早已不局限于东北地区，“人口东北化”的趋势正在慢慢蔓延。
从全国范围来看，有11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常住人口实现正增长的省份增加到了8个。广东则是少有的实现人口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双轮驱动”的省份。浙江作为人口净流入第一大省，在自然人口负增长的前提下，凭借着大量的人口净流入，实现了43万的人口增量。
这种区域间的人口失衡，可能会引发新的人口问题。西部那些高生育省份，往往面临着教育、医疗资源不足的困境，大量新生儿出生后，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当地公共服务的压力。而东部低生育省份，则面临着劳动力短缺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挤压，发展动力会受影响。
虽然各地都出台了生育补贴政策，但与高昂的育儿成本相比，补贴力度仍然显得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显示，我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至18岁的平均成本约为48万元，相当于人均GDP的6倍，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一线城市，这一成本更是超过了100万元。
托育服务的供需缺口更为突出。尽管2024年全国托位数大幅增加，但仍有近40%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面临“入托难”的问题，在农村地区，这个缺口更是超过了60%。
女性在生育与职业发展之间的冲突，仍然是制约生育的关键障碍。调研显示，72%的已婚女性表示在求职过程中遭遇过“是否生育”的问询，35%的女性因为生育被调岗或者降薪。在竞争激烈的行业里，女性生育后想要重返职场的难度更大。
这种困境在高学历女性中表现得更为明显。2024年的数据显示，大专及以上学历女性的生育率仅为0.8，远低于初中及以下学历女性的1.3。如何平衡女性的生育权益与职业发展，已经成为破解低生育率难题的核心命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低生育率陷阱一旦形成，就很难通过短期政策来扭转。日本、韩国等国家实施了生育补贴、完善托育服务等一系列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生育，但长期效果有限，生育率仍然维持在1.3左右的超低水平。中国2024年的总和生育率预计约为1.05，仍处于全球最低行列，距离1.5的“低生育率陷阱门槛”还有不小的差距，生育率回升的基础极为薄弱。
广东的案例证明，维持较高的生育率没有单一的妙药，而是经济、文化和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年轻人口的持续流入、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深厚的生育文化传统，再加上切实可行的政策支持，共同构成了广东人“敢生”的底气。
但广东的经验也提示我们，刺激生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单纯的生育补贴或者政策松绑远远不够。广东凭借其独特的人口结构、强劲的经济活力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生育率上独树一帜。这种模式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但它的特殊性也意味着难以简单复制。面对全国性的低生育率挑战，我们需要更多元化的策略和更长期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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