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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7日下午,徐倩遭遇了一场车祸。手术一周后,徐倩达到出院标准,医生跟她强调术后康复至关重要。“我才三十多岁,既然活下来了,就必须站起来,能自理、能工作。”然而术后她无法翻身,身上仍留有引流管和未拆纱布,需每日换药清创,家里达不到护理要求,康复医院成为必然选择。

在护士站,她拿到一份与北京积水潭医院(以下简称“积水潭医院”)合作的康复机构名单。因环境优美且离家较近,北京小汤山医院(以下简称“小汤山医院”)成为她的首选,在这里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康复训练。

受访者供图

然而,并非所有患者都能顺利找到康复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失能失智老人约4500万,慢性病患者超3亿,残疾人康复需求达8500万。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康复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每10万人仅配备3.57名康复治疗师,与国际标准要求的每10万人口拥有50名康复治疗师相差超过10倍;康复床位占比仅2.47%。

大医院床位紧张、家庭护理能力有限、社区康复资源匮乏,导致患者在急性期治疗后常陷入“无处可去”的困境,不仅影响其生活质量,也加剧了综合三甲医院的床位周转压力。

徐倩正在进行康复训练 受访者供图

01 “无缝衔接”的转诊

母亲离世后,让李虹稍感宽慰的是,母亲在生命最后阶段“过得还算安心”。

2023年年初,李虹母亲的间质性肺炎进入终末期,无法自主呼吸,时刻依赖医用呼吸机支撑。在北京海淀某三甲医院住院15天后,医生以“当前已无更多治疗可开展,二级医院条件更合适”为由建议转院。此前,母亲已6次辗转北京多家大型三甲医院,因为无法做更多有效治疗,每次住院约15天便需出院。

这次,院方协助联系了一家民营二级中医医院,并通过救护车将母亲转了过去。在这里,母亲未再被要求转院,安稳住了两个月直至临终。“康复医院条件不错,基础医疗设备齐全,医护人员也专业。”李虹回忆。

车祸术后的徐倩同样感受到了转诊的便利。7月10日,她经120救护车从积水潭医院转至小汤山医院。床位协调、入院手续、病历流转均无需她操心,“来了之后直接办入院就行,医生对我的病情也都了解过了。”

徐倩正在进行康复训练 受访者供图

徐倩对康复中心的协作机制颇为满意。“积水潭医院的主任医师每周来查房三四次,不需要我准备病历,医生来之前已经掌握病情。”据她介绍,积水潭医院的医生会看一遍最新的检查结果,与小汤山医院的医生共同制定康复计划。每周两次回积水潭医院复查时,医生也允许她直接加号就诊。

天坛小汤山康复中心的运作模式与此类似。小汤山医院神经康复科主任医师谈晓牧介绍,作为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天坛医院接收大量中枢神经系统损伤患者,如脑梗塞、脑出血、脑肿瘤术后等,这类患者常出现肢体活动受限、吞咽困难、失语等功能障碍,术后或急性期后半年内的“黄金恢复期”干预效果最佳。

患者在天坛医院完成急性期治疗后,可直接经救护车转至小汤山医院神经康复中心。“患者入院后,首先会接受全面评估,包括关节活动度、肌力、平衡能力及认知功能等等,医生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康复方案,由治疗师负责执行。”神经康复科主任助理徐浩明表示。

据她介绍,患者每日康复时间约2小时,项目涵盖电刺激、物理治疗、作业治疗、中医针灸、水疗等等。每周期康复治疗通常为25-30天左右,多数患者能有明显功能改善。

02 医联体模式下的“各取所需”

“综合医院+康复医院”的合作模式并非新事物。

小汤山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莉见证了康复中心从无到有的过程。她指出,这一模式得益于市卫生健康委、市医管中心的统筹部署。政策明确小汤山医院以康复为特色发展方向,与大型综合医院构建“紧密型医联体”,实现差异化互补。

自2017年起,国务院、国家卫健委、北京市医管中心等多部门发文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建设。简单来说,就是把一家大医院和它周边几家小医院/社区卫生院,像“总公司”和“分公司”一样紧密地组合起来,统一管理,资源共享,分工协作。医联体内实行“双向转诊”:小机构首诊,疑难重症转至上级医院;急性期治疗后,再回基层康复。

如此一来,专家“下沉”了、病情信息能共享、家门口就能看病开药、基层医护人员水平提高了,最终目的是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的理想状态。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组建各种形式“医联体”1.8万余个,全国双向转诊人次数达到3032.17万,较2022年增长9.7%。

然而现实中,据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观察,因利益冲突、财务冲突、机制缺陷等因素,部分医联体合作松散,仅停留在“上级专家下来坐坐门诊”的层面,检查结果、病历处方等信息仍未实现互联互通,“双向转诊”通道也不畅通。

在小汤山医院,“紧密型医联体”得到了有效落实。除神经与骨科康复外,还通过与北京儿童医院、安贞医院和北京中医医院合作,拓展儿童康复、心肺康复、中西医结合康复等服务,医院平均床位使用率从60%提升至90%。

北京儿童医院小汤山诊疗中心

据小汤山医院运动康复科副主任(主持工作)何件根介绍,除转诊无缝衔接外,医院在质量管理上实行“两院一科”模式:积水潭医院专家每周定期参与查房与会诊;康复治疗师每月轮换驻点,确保服务同质化,包括统一药品目录与治疗规范。

合作还延伸至科研教学领域。何件根表示,小汤山治疗师会轮流前往积水潭医院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培训;双方还会定期联合举办学术会议和文献学习活动,包括每周一次的专题学习和线上病例讨论等等。

“各取所需是合作成功的关键。”王莉认为,大医院需术后康复出口,小汤山医院则需外科技术支撑以强化康复品牌。

数据显示,北京市康复床位供给严重失衡,现有资源远不能满足神经疾病、骨科术后等患者需求。以脑卒中为例,康复床位缺口约4000张。民营康复机构虽存在,但部分机构的医疗质量和安全管理难以保障。因此,政府主导的医联体模式成为破题关键。

“领导重视与支持同样重要,”何件根补充,“这直接影响政策落地与医护人员积极性。”小汤山医院对派驻医师给予大力后勤保障,包括提供宿舍等等,消除其后顾之忧。

随着康复医疗需求日益增长,“综合医院+康复医院”这一创新模式在实践过程中也面临着发展瓶颈。

最直接的问题便是床位资源不足。小汤山医院作为区域康复枢纽,目前拥有不到400张床位,依然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康复需求。

此外,尽管康复中心与综合医院已实现检查检验资料共享,但手术记录等关键信息仍无法实时获取。按规定,患者病历需出院后7个工作日方可复印,因此康复中心往往无法及时了解手术细节,只能依靠人工查询。若医生繁忙或缺乏意愿,信息获取便可能会延迟。

北京儿童医院小汤山诊疗中心

谈晓牧建议从机制与技术层面双管齐下:一方面完善医医沟通机制,建立标准化信息查询与反馈流程,明确响应时限,减少信息周转环节;另一方面,亟需构建符合医疗安全标准的专用平台,支持手术记录、影像资料等关键信息的实时加密传输,提升双向转诊的协同效率。

人才短缺问题更为严峻。康复科主任多由内科、外科或中医科医生转岗,科班出身的康复医师稀缺。同时,康复科收入在医院内处于较低水平,科室薪酬吸引力不足;加之执业门槛不足,非康复专业医生也可以直接从事康复工作,进一步加剧了人才流失。

而患者对基层康复信任度低,形成了恶性循环。何件根观察发现,患者普遍认为社区医院水平有限,更倾向于前往三甲医院,导致基层资源闲置而大医院拥堵,且去基层医院多倾向于开药或中医理疗,而非操作性康复。

针对人才缺口,何件根建议从课程设置、实习安排、专业划分、进修教育等多角度加强培养,“目前医学本科教育中康复医学课程较少,康复医学还属于年轻学科”;其他专业转岗或跨专业从事康复医疗,建议进行专科化转岗培训,建立康复医疗的准入门槛。

“搭建学科梯队需要5-10年,硬件跟上容易,最难的是人才建设与患者信任。”何件根总结道。

(应受访者要求,徐倩、李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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